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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阳副局长视察北京终端管制中心工程

对此,我们得密切关注。

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政策转变的确凿证据,而不仅仅只是一种利好。环球通视在其分析中还警告说,未来两个月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超出预期可能导致有关部门在政策上做出过度反应,这可能把中国推入另一个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不利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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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趋势可做如下解读:一方面,以前在一定程度受人民币升值和房产价格上涨预期的影响,资金曾流入中国内地。首先,资产配置者正在当前市场环境中寻找互不相关的资产类别。银行持有存款准备金的成本日益上升:这部分资金带给银行的存款利率只有1.6%,但银行付给储户的存款基准利率为3.5%,二者息差为负。现在,人民币汇率与房价似乎正在逆向而动。达比认为还有其它因素支撑内地股市。

存款准备金率的大幅下降有可能令外界再次提高通胀预期。这确实导致内地股市在短期内飙升。鲍威尔将军很赞成我的这个观点。

如果今天的政治家真能信奉老子和斯密,这世界的麻烦就会少得多。美国靠自由贸易立国,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美国更有市场。当然,见仁见智,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我忧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领导力危机。

结果是,几年内就使整个国家的气质大大改变,改革徘徊难进。遗憾的是,政客们经常故意误导(Mislead)民众以获取政治利益,结果导致了更多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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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企业家们对美国经济前景不再像我们在东部访问时那么悲观。美国之行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没有结束。只要有企业家精神在,这世界就不会太让人失望。但到了西海岸的硅谷,无论是参观谷歌公司,与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面对面交流,听取甲骨文(微博)公司高管的介绍,还是与几位传奇式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的交流,湾区企业协会的主题午餐会,在斯坦福商学院的专题研讨会,话题都围绕着创业、创新、风险、知识传承、并购、企业成长等微观概念展开,我自己也才似乎真正感到身在一群杰出的企业家中间。

美国政府应该懂得,解决失业问题要靠更大、更开放的全球市场,而不是用保护主义政策分割全球市场。中国的情况则更不用说,一些政府部门迷信国有企业,迷信产业政策,陶醉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反市场的政策不断出台。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乐观。这一点与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是一致的。

美国政客把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特别是人民币汇率,使得民意测验中显示多数美国人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对美国的坏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总的感觉是,东部的访问比较宏观,西部的访问则比较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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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是2000多年前老子写的《道德经》,懂得如何做全球领袖。老子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

上世纪80年代,有邓小平、里根、撒切尔夫人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可现在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政治家了。没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增长没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增长。美国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但美国政府现在把希望都寄托在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上,寄托在加强政府管制上,寄托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上。虽然自踏上美国的土地开始,一路兴致盎然,今天要回国了,还是有种归心似箭的感觉。伟大的政治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有理念,有远景,也有激情。

鲍威尔将军很赞成我的这个观点。在与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的座谈中,我说,在讨论中美经济关系时,美国政治家太政治化,中国人太情绪化。

全世界范围内比较,美国仍然是创业的天堂,这一点在访问过硅谷企业之后,得到中国企业家代表的一致认同。我认为中国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但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方式。

另一本是2000多年前老子写的《道德经》,懂得如何做全球领袖。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变得不像原来那么乐观了。

据说,斯密受到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启发,而重农学派则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启发。11月9日中午奥尔布赖特演讲后,我有个简单的发言,我推荐美国政治家读两本书,一本是235年前也就是美国独立那一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理解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没有自由竞争和法治环境,就很难有真正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美国之行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没有结束。

这使得企业家们对美国经济前景不再像我们在东部访问时那么悲观。可惜,像他这样的人,反倒觉得自己不适合搞政治,所以选择离开政治舞台。

如果今天的政治家真能信奉老子和斯密,这世界的麻烦就会少得多。他虽然不理解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但他主张的无为而治和小政府无疑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

(作者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进入 张维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老子 亚当·斯密 。只是让他们感慨的是,以目前中美两国在制度环境、文化氛围和教育体制方面的差距来看,中国未来要超越美国,实在太难。

我忧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领导力危机。老子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只要有企业家精神在,这世界就不会太让人失望。讨论大的宏观问题,每个人都是专家,都可以侃侃而谈。

在东部时,每个人都像政治家,到了西部,每个人才真正像企业家了。但到了西海岸的硅谷,无论是参观谷歌公司,与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面对面交流,听取甲骨文(微博)公司高管的介绍,还是与几位传奇式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的交流,湾区企业协会的主题午餐会,在斯坦福商学院的专题研讨会,话题都围绕着创业、创新、风险、知识传承、并购、企业成长等微观概念展开,我自己也才似乎真正感到身在一群杰出的企业家中间。

讨论这些问题,空气中似乎总弥漫着悲观的情绪,我看到的是大家的忧虑、困惑、茫然。如果美国人少一点政治化,中国人少一点情绪化,中美关系会和谐得多。

国有部门攻城略地,高歌猛进,民营企业家风光不再,如履薄冰。但总体而言,我的感觉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前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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